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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大学学术文献调剂下载_谷歌学术文献官网入口(2024年11月最新版)

内容来源：这家有保障所属栏目：新闻更新日期：2024-11-27

甘肃大学学术文献调剂

一位日本学者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狠狠地扎在了无数国人的心上，让无数国人流下了屈辱的泪水。 1900年的某个夏日，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一个封闭洞窟内，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这一发现，让埋藏千年的敦煌文化宝藏重见天日。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清政府而言，这场文化的重现并未引发应有的震动。反而是世界各国的探险家、学者蜂拥而至，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吉川小一郎等人，利用中国的混乱局势，将大批文献、壁画等文物带出国门。这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疲惫不堪，似乎无力顾及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与此相对的是，外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已经开始蓬勃发展。敦煌，这座文化的宝库，不仅承载着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还被赋予了全世界学术研究的关注焦点。正如著名学者陈寅恪所言：“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研究之潮，从东方的日本，一直蔓延到西方的英法。在20世纪初，敦煌学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颗璀璨明珠。1930年代，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中的言论预示着敦煌学将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日本学界，凭借其较高的汉学素养，迅速在这一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通过他的编纂工作，将敦煌学推向了日本学术的高峰。日本的学者们不仅积极参与敦煌文物的研究，更通过文化普及的手段，将敦煌学带入日本民间。1980年，由NHK电视台拍摄并播放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唤醒了日本民众对丝绸之路和敦煌的兴趣，收视率高达21%，成为日本社会的文化现象。而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敦煌》也在日本引发了广泛的热潮，无数日本人怀着朝圣的心理前往敦煌探访古迹。这一时期，日本在敦煌学领域的成就引发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伴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还有一段引发中日学术交流紧张的历史公案。 1981年，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枝晃。这位学者不仅是国际著名的敦煌学专家，还专注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他的到访吸引了兰州各大高校、文化单位及文博部门的广泛关注。当天下午，千余名观众挤满了西北师范学院的礼堂，甚至走廊中也站满了人，大家都渴望一睹这位学者的风采。藤枝晃的演讲主题是“现代敦煌学”，他在演讲中提到：“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全场的哗然和激烈的讨论。对于当时正处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氛围中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民族情感。有人愤怒地质疑藤枝晃：“难道你认为我们中国人没有能力研究自己的文化遗产吗？”更有人在演讲结束后纷纷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表达自己的不满。事实上，这句话的出处并非藤枝晃的原创。据后来的学术研究表明，这句话最早是由南开大学教授吴廷璆提出的，原意是呼吁中国学者要正视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这一学科的研究。藤枝晃在演讲中未能清楚地传达这一背景，导致了误会的发生。随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国内的传播，这句话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成为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障碍。许多中国学者深感自尊受到伤害，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也有学者指出，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在敦煌学研究上的落后局面。敦煌，这座位于中国西北的文化宝库，其研究大部分却掌握在外国学者手中，这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这一事件促使中国学界重新审视敦煌学研究的现状。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学术界在敦煌学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力度，敦煌学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点研究领域。可以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虽然带来了学术界的风波，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复兴。在此后的学术交流中，藤枝晃曾多次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创造出这句话，而是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然而，这并未完全平息中国学者和公众的愤怒情绪。甚至在日本国内，藤枝晃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认为他破坏了中日两国在敦煌学领域的合作氛围。不过，历史的洪流终究将一切纳入前行的轨迹。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家钰所言：“这句话虽伤了中国学者的自尊，但也促使我们更加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敦煌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众多学者投入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说法，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反思，更是文化自尊心的觉醒。它提醒着我们：保护和研究自己的文化遗产，是每一个国家的责任与使命。敦煌，这座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不应只成为外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它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居延汉简：穿越千年的国之瑰宝】图片　　在阿拉善盟额济纳博物馆，陈展着多件出土于居延遗址的重要文物——居延汉简。作为国之瑰宝的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文献的“四大发现”，是长城边塞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堪称研究汉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居延汉简为研究居延边塞乃至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科技、民族、宗教等学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记载述而不明之处作诠释。因而居延汉简无论其自身，还是其内容，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与文物价值。”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额济纳博物馆馆长特木尔说。　　据介绍，居延汉简发现和出土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额济纳旗居延遗址出土汉简3万余枚。第一批出土的居延汉简，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旧土尔扈特特别旗调查发掘时获得的，共计1万余枚(现藏于台湾地区)，称为“居延旧简”；1972年至1976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发掘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出土2万余枚汉简，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称为“居延新简”；1999年至200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选择甲渠塞4座烽燧进行发掘，出土500余枚汉简，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又称为“额济纳汉简”。　　“这些简牍大部分是汉代居延边塞的屯戍档案，是2000多年前汉朝人最早期的毛笔书法，也是研究汉代边塞屯戍制度、社会经济、文书簿籍、语言、书法等的重要史料。”特木尔说。　　居延汉简分为竹、木两类，竹简占少部分，木简主要以当地所产胡杨、柽柳为原材料。在木简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汉尺牍的简册，尺寸在22.5厘米到23.5厘米之间。居延汉简是在额济纳旗境内发现的西汉武帝至东晋时期的简牍，书写时间跨度达270多年，是记载居延地区历史的百科全书，是研究汉晋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据了解，目前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馆藏汉简共439枚。为了保护这批珍贵的简牍，近年来，该旗文物保护中心进行了整理、编号、拍照，清洗、分类、建档、灭菌、防病害处理，存放于库房。2013年4月，该旗邀请兰州城市学院简牍研究所孙占宇副教授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鲁加亮、窦磊博士一行4人，到额济纳进行汉简红外拍摄工作，并在释读后全部封在玻璃试管里保存。　　“为了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居延汉简‘活’起来，2014年以来，我们先后在上海、宝鸡、呼和浩特、酒泉、武威、大连等地进行巡展；2019年10月和2023年9月，我们举办了两届居延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18个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历史与考古研究专家学者围绕‘居延文化’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居延汉简的保护和学术研究工作，让它们在当代实现更大文化价值。”特木尔说。